【封面】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德国画家约翰·蒂施拜因作于约1870年。“当有人问他从哪里来时，他说：‘我是世界的公民。’”【摘要】乌尔里希·贝克的研究很重要，因为他让社会学关注风险（risk）问题在当代全球化中的嵌入方式，发展了“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理论，并呼吁社会科学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在最新研究中，贝克和他的同事们纠正了许多西方偏见，这些偏见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反思性现代化”有关。他们还试图将规范性目标与经验性分析区分开来。在本文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澄清这后一种区分（尽管这很难）。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将近代史中的各种模式，这些模式都被当作“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的变种来表达。
Beck, Asia and Second Modernity作者：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研究所）引用：Calhoun, C. (2010). Beck, Asia and second moderni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597-619. 有删节
有关世界主义的讨论几乎都是欧洲—美国的，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讨论与全球化有关，它们关乎这个相互联系世界中的共同风险、权利和责任，但它们反映的是现代世界体系的老“核心”，以及来自前殖民地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偏颇观点。这是至少四种偏见的来源。第一，尽管努力将贫穷的、发展中的、新兴的经济体考虑在内，但世界主义理论反映的是富裕国家的视角。第二，尽管努力做到多元文化，但世界性理论还是扎根于西方。第三，想象从文化中逃脱出来，进入一个普遍的领域，这是大多数世界主义理论试图摆脱文化偏见的方式——好像那些旅行的人并没有被他们以前的文化背景所塑造，好像全球线路本身并没有提供新的文化背景。第四，尽管关注社会问题，但由于世界主义理论植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衰落的）核心，它们倾向于把世界想象成一种比它更系统、更统一的相互关系。贝克是领军世界的理论家，一直有创新力和影响力。尽管我把他作为一个个体提及，但值得注意和赞赏的是，贝克的研究工作经常是合作性的，他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同事，而且他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集体研究机构。除了这一点值得赞赏，他还将理论的发展和经验知识的改进与对重大公共问题的关注相结合。在关于风险的研究中，贝克的小组清楚地表明，公共社会学不仅仅是使现有学术工作更容易接近的问题，而是利用严肃的理论和研究来理解紧迫的集体任务。我们应该赞赏贝克的贡献，赞赏他推动所谓“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世界性转向”方面的核心作用。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世界性的转向”理解为，在经验上，越来越多的理论出版物明确标明自己是“世界性的”；在规范上，社会和政治理论普遍更加关注全球的相互联系，并减少对民族国家假设的限制。因此，贝克用“方法论世界主义”取代了“方法论民族主义”。除了世界主义的概念，贝克也希望从事其他试图超越民族主义范畴的研究，并将其纳入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在他自己的研究中，他既推动了对世界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将更多的世界主义视角纳入普遍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在这里，我关注贝克研究的两种价值。首先，贝克已经认识到，世界主义理论（以及关于世界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内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在发达的、西方核心国家的视角下。他因此努力进行补偿。贝克认识到，他自己的早期著作很大程度上植根于西方历史。就像大多数其他反思现代化理论的著作一样，贝克看到了超越这种局限性的需要，不仅是为了理解其他历史，也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欧洲历史。贝克还批评对“社会”概念的过度依赖，这种概念掩盖了社会在当前结构、文化和历史轨迹上的差异。他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并利用这些经验试图使一般理论更关注多样化的模式。我们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其次，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贝克——与埃德加·格兰德（Edgar Grande）、纳坦·施奈德（Natan Sznaider）等人一道，致力于解决世界主义讨论中普遍存在的模糊问题。人们倾向于使用相同的术语来指代（a）什么是使世界变得更好的规范性解释？以及（b）世界实际上正在变化的经验证据。这里关于世界主义的描述与19世纪普遍的“进步”概念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实际上与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也有相同之处。问题还在于，在经验世界中观察到的实际变化可能永远不会导致理想的完全实现。它们可能成为导致其他结局，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差异有多大，道路有多普遍？贝克和格兰德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社会理论需要放弃普遍化，而对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具体情况给予更多关注。我同意。这与谈论“第二现代性”（单数）的变体（复数）是一致的。虽然韩津尚（音）和申英熙（音）拒绝将不同轨迹概念化为另类/多重现代性，但贝克和格兰德似乎更倾向于将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瑟伯恩（Therborn）等人的方法。他们将“第二现代性”概念化，认为它与为处理“第一现代性”而诞生的制度结构（国家、政党、工会、商业企业等）发生了划时代的决裂，而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主要是市场经济）仍继续存在。贝克、格兰德等人也通过几个“过程变量”（“process variables”）来区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行动逻辑、持续时间和结果。每个变量都指向有意义的东西，但每个变量都有问题。（a）在历史变革中涉及多少自我意识的意图？这有很大的差异。但如果说在西方，现代化是“无意的”，那是误导。例如，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就有关于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监管贸易的辩论——想想18世纪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以及知识分子的争论和经济学领域的兴起在19世纪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和实践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末的繁荣，部分是基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的追随者所领导的长期运动。在西方，市场机构的建立和监管机构的解体都不是意外，尽管它的许多后果意外。也许今天发展市场和监管制度的东亚国家有更多的历史可以借鉴。但是，历史的教训是通过意识形态、争论和自我利益过滤出来的。无条件地谈论社会行动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语言会将政府或管理精英的决定等同于社会选择，复制民族—国家的修辞。更广泛地说，对发展战略或对风险的反应做出有效选择的能力并不均衡，各种不同的组织和权力分布也不均衡。简言之，（b）我们也应该质疑反思性现代化的“拉伸”（“stretched”）与“压缩”（“compressed“）过程。毫无疑问，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晚期中国的自强运动，再到过去的一百年间，东亚社会中的许多人都感到被迫要“追赶”全球经济领袖和/或西方。欧洲国家在19世纪也试图加快社会变革。但是我们没有“标准”的持续时间基准，我也不认为有，那么人们何谈这个现代化进程被“拉伸”或“压缩”了呢？不是某种标准时间被拉伸或压缩，而是感受到的压力转化为不同的经验、策略、制度或结果。同样，（c）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或民主化计划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些计划可以根据行动者自己的条件进行评估。但是说现代化本身会失败，那就需要理一理了。现代化是否是一个根据行动者在个例中的特殊愿望来判断的计划——以及什么算“个案”？是一个潜在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它是一个更普遍的过程，分配风险和挑战以及满足这些挑战的不同资源？如果是这样，行动者可能会在管理风险或建立更强大机构的努力中败下阵来。我们但很难看出，为什么这应该被称为失败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了解，成功或失败是在一个结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的相对标签。这个问题很重要，它不仅是字面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涉及行动、非个人历史进程或目的论的根本问题。贝克和格兰德这样谈论“失败”的现代化，说它是：“‘第一现代性’的机构（如民族国家）建立失败，或向‘第二现代性’的转变失败”。建立民族国家“失败”意味着什么？是一个被认为已经作为国家存在的民族，却没有成功建立起一个自治国家吗？比如说，巴勒斯坦？或者，它指一个在另一个国家管辖之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张庆燮说，在东亚，“现代性最初是一个国际政治事件”，也就是说，东亚国家被胁迫向西方帝国主义力量、资本主义市场和“外来文明”开放。他们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以一种西方的方式变得现代。即使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许多仍然受到殖民主义的支配。或者说，“第二现代性”的定义是“第一现代性”的机构没有能力处理新风险，因此要努力发展新的机构或方法。但是，如果旧体制的无能来自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坏，我们是否应该判断这是向“第二现代性”的成功过渡呢？反过来说，对旧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使其提供更好的风险保护，是否构成向“第二现代性”过渡的“失败”呢？要这么说的话，挪威“失败”了，因为它的国家机构比希腊的国家机构运作得好。或者把这个问题放到东亚背景下。除了这些悖论之外，这种概念化使人们更难办，而不是更容易理解。比如，如何理解中国人力图繁荣富强并应对挑战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计划？19世纪90年代的自强运动、1911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改革，以及90年代初开始的信贷、市场、私营企业的扩张和与外国资本的合作，这些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是有意义和连贯的。作为有意识的努力，它们是反思性的。但对中国情况进行反思的行动者并没有一套完全相同的议程。现代化计划是最大公约数吗？它是整体的吗？它有外部、客观或统一的判断吗？或者，它只是一个从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中获得意义的术语？贝克的整体理论和经验贡献旨在解决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的危机。作为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成就，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涉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人们几乎可以说，这种模式兑现了黑格尔的论述，公民社会的矛盾要求由一个统一的、整合的、但也是提供福利的国家来解决。这是俾斯麦的计划，是一个非常保守和军国主义的版本。这也是一个社会民主项目，是通过集体斗争，主要是工会和社会运动实现的更为平等的版本。但在一个全球竞争和新风险的时代，它陷入了困境。我猜想贝克不会反对哈贝马斯所谓的“合法化危机”，但他很有启发地提问，福利国家的困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新类型的普遍风险，特别是不在民族国家边界内的风险所造成或加剧的呢？这就是他的理论工作，也是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关注，二者都基于这种“问题论”。也就是说，他把福利国家视为正常（normal），而把其他大多数东西看作对这种正常的偏离（deviation）或危机（crisis）。我们应该钦佩贝克为超越这条道路所做的努力，但也应该帮助他走得更远。贝克的意图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首先质疑一个仅限于西欧的理论化历史序列，然后将其他历史重新定义为同一序列的变体。贝克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集中讨论了为社会和政治理论的经验基础增加多样性的两种方式。他们对东亚国家的描述集中在（1）广泛的文化或文明模式，以及（2）近年来追求快速经济发展的历史。这是多样性的一个开始，倒不是说要做到详尽无遗。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依赖于将西方历史模式的普遍范畴。这里有一个问题。理论家们对西方历史本身的理解往往是高度风格化的，并依赖于某种陈旧的历史综述，基于理论家们当学生时学到的那些东西，而没有获得应有的、新的历史研究信息。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会破坏这种将其他文明史纳入理论的努力。重要的是，这些努力要反映出严肃的历史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把那些中学教育学到的东西拿来就用。这意味着要认识到历史模式中的张力和矛盾，而不是依赖那种通过消除这种张力来实现综述民族的（或文明的）历史，以产生刻板的、往往是意识形态的自我理解。因此，社会理论需要历史，而不仅仅是文化视角的多样性。社会理论需要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其他地方的历史”。这部历史关于不同政治权力和经济单位形成和消亡的复杂过程。这些过程有时与广泛的文明连续性重叠，有时不重叠；文化融合的模式有时与政治结构相匹配，有时不匹配。我们还要考虑沿着贸易路线和军事边界的交流类型。这是一部由地缘政治与文化共同塑造的历史。贝克和格兰德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欣赏《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1993）中的描述，赞赏作者将运动中的船只形象作为研究动态联系而非固定或本质化国家的隐喻。吉尔罗伊的书是相互联系的历史。水体（而非陆地）经常被强调出来，并被视为连接者，而不总是分割者。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现代史讲座》（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1906）的第二篇中预见到了这一点：“葡萄牙人是第一个明白海洋不是界限，而是将人类联合起来的普遍水道的欧洲民族。”贝林（Bailyn）将大西洋世界的概念和特定的大西洋历史追溯到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对“一战”时期美国和欧洲关系的反思。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从民族国家和文明地区的角度思考，就会掩盖许多这些联系。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1949）是以海洋为中心的、最著名的文明研究。正如贝林所言，这部著作既解决了分离问题，也解决了整合问题。在社会学最重要的全球联系、资本主义和地缘政治理论中，布罗代尔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影响深远。但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学者才开始分析传统地区之外和跨越传统地区的联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谈论欧洲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还要谈到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也门等等，它们关乎跨越整个亚洲南部和太平洋的沿海贸易，也和著名的“丝绸之路”产生联系。在一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手握广大的领土；在另一些时期，这些帝国会解体。跨地区、跨文明、跨帝国、甚至跨海洋的贸易有起有伏。凡此种种，既包含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也有这些的消失。但是，民族国家显然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世界历史时期。这个现代时代对我们很重要。在这个时期，民族国家是一种主导的集体组织形式。有与前国家组织保持高度连续性的民族国家（比如中国），也有与前国家组织保持较低连续性的民族国家（比如苏丹）。但是所有民族国家——即使是那些自立自强的意识形态最强烈的国家，都存在于环境和关系网中。每个民族国家的背景都是全球性的，包括世界上主要宗教和语言的广泛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通过特定的贸易或移民途径（比如从也门到印度尼西亚），跨越遥远的距离，建立起某种联系。在这里，我们无法追溯政治权力、经济分化或文化特殊性的不同背景和联系。考虑一下这里的叙述与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概念的对比。这不仅反映了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总体状况，也反映了其内部的等级制度和对国家稳定的依赖。霸权国家稳定较大的体系，较小的国家寻求稳定当地的开采、剥削和积累条件。世界系统理论在持久的结构方面比结构转型方面更有说服力，尽管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后者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贝克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全球组织结构的世界系统理论，但它确实指出了造成不稳定和推动变革的压力。国家仍然重要，地缘政治也很重要。此外，不同种类、规模的组织结构很重要，更大的文化归属、宗教或文明模式也很重要。一些跨国产生的风险集中在特定的国家，但也有许多风险很难在同一个国家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贫困、自然灾害和资本市场的灾难性波动需要跨国解决。但如果把这些仅仅视为“第二现代性”的新特征，那就错了。虽然跨国关系的密度和影响可能有所增加，但它们以及由此产生的跨国风险长期存在。国家解决方案的局限性也是如此。许多大型机构实际上是国际性的，由条约和成员国之间不太正式的合作组成。尽管他们偶尔会滑向“取代国家”的话题，而不是将国家结构与许多其他结构相提并论。他们还夸大了世界性政治结构的发展，他们写道，世界主义在18史记和19世纪很活跃，但到20世纪就消失了，只是在苏联解体后才重新出现。当然，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在1789年到1989年之间是占优势的，这是事实。然而，我们不应该轻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UN）、美国经济援助协会（CARE）和乐施会（OXFAM）等全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结盟运动、国际社会主义或60年代的左派。事实上，把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共产主义垮台的两个世纪视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幻觉。这也是一个帝国的时代（以及帝国之后的帝国主义）。每个主要的欧洲民族国家都是同一个帝国的“祖国”。直到1848年之前，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当时的世界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拥有国际支持者。一个由自治民族组成的世界愿景正是整个世界的愿景——有时呼应康德对“全球联邦”（federation）的希望，期待着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此外，民族国家力量的式微和日益增长的跨国互联可能导致混乱和冲突，而不是一个有效的跨国治理的世界。如果跨国治理增长，它可能看起来更像帝国而不是“世界性的民主”。同样，在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里，普遍的人权可能会成为一种更紧迫的理想。相互联系（尤其是通过媒体）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关注权利及权利的侵犯。但是，这些都不能保证权利会被尊重。同样，环境的破坏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造成共同的风险，使全人类进入一个“命运共同体”，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会找到一个世界主义的解决方案。贝克主要发展“分析—经验的世界主义”，涉及当代社会生活实际条件的描述——贝克认为这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其中，人们在物质上相互依存，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共同的风险之下。但当然，世界性和现代性都被广泛用作规范性和期望性的术语，而且很难将世界性或现代化的叙述从隐含的进步主义目的论中解放出来。为了澄清规范性的愿望与经验性的转变之间的关系，贝克提出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之间的区别。虽然我很欣赏这种努力，也认为贝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我认为这种区分有点不尴不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很难将“世界主义政治化”理解为不需要沿着“世界主义”的道路前进。像其前身“现代化”一样，“世界化”似乎意味着规模或深度的线性增长。有多少人或国家是世界化的或现代化的？每个人变得多么世界化，或多么现代化？现代化的目标激励着东亚众人，对“赶超”西方现代化需求提出了重要的见解，这种需求推动了“压缩”的世界主义政治化和经济发展。但是，在得出确定的结论之前，还需要小心一些。21世纪，东亚的反思性现代化有一些弊病，与推动19世纪“高度现代化”国家机构建设的弊病相同。在此时和彼时，大规模事故、暴力犯罪、食品和自来水污染盛行过。这些确实是贪婪和急于赚钱的产物。今天东亚的“压缩的现代性”是否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或美国边境爆炸性增长的城市更急于赚钱？这是一个经验问题。如果我们用预期寿命数据作为指标，当代东亚正在走更多致命的捷径吗？并不尽然。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多的分析来确定这一点。国际竞争是整个现代的一个特点。它推动了民族国家结构本身的发展，也推动了这些结构所支持的经济发展。正如张夏准所言，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和20世纪末的“华盛顿共识”代表了一种拒绝当代发展中国家使用保护主义及其他机制的做法，而这些机制正是欧洲和美国大国自己赖以致富的办法。英国人与荷兰人相比，美国人和德国人与英国人相比，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追赶的压力。它不仅推动了国家的干预，也推动了对那些因污染、错误产品或欺诈性商业行为而造成伤害的行业监管。显然，这种压力并没有从美国或欧洲的环境中消失。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国家没有强大的压力。当然有。但重要的是，要分清哪些与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积累的系统性压力有关？哪些是国家野心、强化过往辉煌的信念、某个领导人的计划所形成的焦虑？“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可能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它为各种政策、不平等和对侵权行为的有罪不罚行为进行辩护。张庆燮将这种压力分析为东亚独特的“压缩的现代性”。的一部分。张庆燮认为“压缩的现代性”是“当代国家社会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但在韩国和东亚却很严重。他引用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说法，谈到时空压缩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尤其是为了克服积累的危机）。哈维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扩展到对后现代文化生产和社会变化的分析中。张庆燮认为类似的因素在后殖民背景下发挥作用，也在更普遍的亚洲发挥作用。这似乎是对的，但我们应该清楚，“相互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元素的动态共存”并不限于“第二现代性”——想想西欧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期间不同生产方式的衔接。资本主义经常带来不计后果的投资爆发，远远超过了对回报的理性预期。这些可能 “理性地”资助了伟大的技术创新。当然，它们导致了根植于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组织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共存。为了分析这些现象，重要的是要更具体地了解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现代化。我们还要了解资本主义的不同层面。贝克和格兰德将当前全球经济力量的巩固描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然而，承认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共存，实际上可能更符合对不同全球状况的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润越来越多地流向金融部门。许多创新集中在新金融工具的生产上。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因为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工业化仍在迅速发展。尽管如此，金融资本的中心地位造就了繁荣、泡沫和全球化，并加剧了它们。在东亚社会，它是人们经历的加速感和压力的关键条件。贝克正确地认识到了抽象的规范性和经验性现实之间的差异，并且提出什么样的制度可能有助于给这个经验性现实带来秩序和改善。但他的术语令人困惑。贝克试图几乎同时提出了几个观点，并快速地新增了一些概念。我归纳一下贝克的几个论点。（1）现代性的早期阶段主要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国家试图管理人们面临的诸多风险，尽管市场和其他现象确实跨越了国家边界。
（2）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社会和政治理论得以发展。民族国家内化为社会本身，既受到民族国家实际力量的影响，也受到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组织世界的广泛愿望的影响。
（3）早期，一种哲学上的世界主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呼吁人们在道德上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尽管他们生活的社会条件并不能使这种道德的坚持成为大多数人的需要。
（4）实际存在的、加速的趋势加强了跨国的联系和流动，带来了现代性的新阶段，其中“民族国家的世界越来越不现实”。这不仅是一个积极联系的问题，也是一个新的、共同风险的问题（如环境灾难）。
（5）这种“第二现代性”在几层意义上是“反思性的”：（a）越来越多的努力试图引导它，以及（b）普通人对更大的模式有了更多的意识——例如，他们不仅更多地跨越文化差异的界限，而且有意地去意识这一点。他们承认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存在。（6）物质全球化使人们受到一种“畸形的世界大同主义”的影响，人们“被动地、不情愿地承受”着它。这种“世界主义政治化”将成为客观科学研究的对象，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克服“方法论民族主义”。（7）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融入了一个跨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可能会选择通过“参与伟大的人类文明实验”来对抗全球威胁，而这一实验正在积极地、有意识地创造新的世界主义机构。贝克对此并不完全明确，但他似乎认为这不仅是好的，而且是越来越有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使文明得以继续的唯一结果。（a）他想敦促社会科学家克服他们的“方法论民族主义”，以便对全球现象做更好的经验研究。（b） 他想区分单纯的道德规范和经验现实的社会学研究，以便基于经验和实践的必要性，来论证世界主义。（c）他想断言，实际的经验变化使得遵守世界主义道德规范更有可能，在“第一现代性”中，世界主义规范只是知识性的，那时，民族主义则俘虏了人们的心，但在“第二现代性”中，这种情况被颠覆了。（d）他想“批判性”地支持有利于社会正义的世界主义变体，但不支持横扫当代世界的“平庸”或“畸形”。贝克对概念的混乱使用体现在以下几点：（a）一个抽象的愿望，（b）一个表面上存在的条件，（c）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以及（d）一个政治的、甚至是存在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贝克引用康德作为抽象愿望的典范，但他没有提供证据，来表明实际存在的世界化正在产生类似于康德或其他哲学世界主义者所提出的公正普遍主义。他把实际存在的条件称为“畸形的世界主义”，这意味着它们只是康德和其他人所追求之物的变体。毫无疑问，一种被动、不情愿去承受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畸形的世界主义”。当然，康德所追求的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不同人群和世界不同地区的相互融合。但是，尽管贝克将“哲学的”世界主义与“社会科学的”世界主义严格区分开来，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贝克认为，经验性现实是规范性理想的一个变体。真的是这样吗？全球艾滋病危机、大规模环境恶化、资本日益集中、人口贩卖、毒品交易、互联网和国际刑警组织，是否只是康德所追求的世界主义的变体？可以说，人权条约的扩散、国际刑事法院和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努力都朝着康德理想的方向迈进（也许有一些变形）；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也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一步今天看来比十年前更不可靠）。但是把国际化和全球化等同于“世界主义政治化”，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混淆。它把一种普遍正义的理想附加到一切大规模跨国组织的现实中。事实上，全球化的实际条件创造了跨越文化差异的内在联系，挑战了在国家和其他层面上保持封闭性的企图，并使世界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当代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在日常生活中浏览跨国空间——市场、媒体、移民潮（无论是作为移民还是与移民接触）。跨国联系的经验往往导致对更大世界的意识。这似乎就是贝克和他的同事们所说的“世界主义政治化”的意思。它或许会解决全球性问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达成。同样的全球竞争与全球意识也会产生焦虑，产生对国家和其他非全球机构的防御性依赖。贝克的观点也许真是黑格尔式的，而不是康德式的：“现实的世界大同主义不应该在与单一主义、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对立中获得理解和发展，而是作为它们的总结或综合。”世界主义不是单纯的普遍主义，它不仅过于抽象规范，而且过于单一。世界主义是一个非线性的、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统一性和特殊性、相似性和不相似性、全球和地方将被设想为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原则，而非文化之两级。因此，“全球世界”将包含并承认国家和其他差异。我们不仅要克服领土组织的文化同质性，也要克服阶级对立和其他对立。贝克谋求将规范性和经验性统一起来的方法，但他不重现民族国家的分裂性或僵化性。我赞同这种需求感。但我担心的是，全球联系的现实被视为对世界主义更有信心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是由各种规范性的理想所决定的，包括世界主义将是民主的而不是帝国主义的。贝克正确地强调了人类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中的程度。在思考环境问题时是在地球范围内，但在欧洲这样的中间范围内也是全球问题，因为贝克认为欧洲的整合与其说是出于过去的共同遗产，不如说是为了应对全球压力和问题。欧洲的情况很特殊。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跨国化和世界化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们必须从“制度化的世界主义”来谈，例如在欧盟的理事会、欧洲法院、单一货币“欧元”（取代了神圣的国家货币）、欧洲边界（它已经优先于国家边界、主权的象征）等等。在这里，我认为贝克再次提醒我们注意一些重要的东西，并正确地敦促我们对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进行批评。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是相对短暂的，并谨慎地假设它能在不解体或成功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我们需要问的是，欧洲的跨国一体化是否一定是全球一体化的线性过程？它是不是“世界主义政治”的一部分？使用“世界性”来命名发生在比全球规模小得多的过程，会引起误解，也会忽视一些经验上的可能性。个人主义和个体化的区别类似于世界主义和世界主义政治化的区别，是一种将经验性和规范性区分开来的不完整尝试。强迫性下的个人化概念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称之为风险的强制私有化。这两个概念都是新的吗？贝克和格兰德把它们说成是“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之间划时代的结果。但毫无疑问，个人化是一般现代性的特征。在工业革命期间，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肯定会经历脱胎换骨，重新嵌入城市的过程。小说兴起于欧洲，是个人传记新文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涉及强迫性的个人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西进运动呢？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有历史的差异，也有跨文化、阶级和性别的差异。早期现代文化发酵的特点是个人主义，比如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的个人主义；以及个人化，比如成千上万的农村人搬到像上海这样快速发展的城市，重新融入准传统的组织（如宗族社会），但也可能从事有组织的犯罪，或为殖民者、商人精英服务。阎云翔认为，中国的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启蒙运动，正如我提到的徐志摩，这与欧洲的浪漫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性别因素在这里也很重要，反缠足运动、对父权制和包办婚姻的抗议、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流行后出现的“娜拉”女孩们。个人主义和个体化在最初的少数中国女性身上汇集在了一起，她们能够创造自己的事业——比如林徽因，也许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也是徐志摩一生的挚爱（尽管这是一个刻板的浪漫主义故事，徐志摩为了她与妻子离婚后，林徽因嫁给了徐志摩伟大导师梁启超的儿子）。阎云翔认为，在西欧不再重要但现在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三个过程：（1）市场经济和全球消费主义的胜利，个人欲望的合法化和个人竞争的加剧；（2）通过全球民主话语和政治变革，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运动激增；（3）由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崛起，一个特定社会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个人、社会团体和现代机构/国家）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阎云翔对“为了现代性，个人被解放或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过程理解大体正确，但如果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过程，那将是一个错误。也许应该说，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反思性的。而且，这三个过程在西方是否不再活跃，也存疑。然而，“个人化”仅仅是反思性现代化的一个线性趋势，还是某些社会变革模式的一种反复出现的结果？例如，罗马帝国晚期就有贝克等人认定的个人化的四个特征：（1）去传统化；（2）制度化的个人脱嵌和重新嵌入；（3）对“自己生活”的强制性追求和缺乏真正的个性；（4）风险的内部化。这难道不是基督教在犹太人和帝国商业城市中崛起的背景之一吗？在像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这样的人来说，他们也探索了斯多葛哲学和摩尼教，不是吗？许多人首先努力应对反复无常的皇帝的干扰（从卡里古拉和尼禄），但最终也要应对蛮族入侵，不是吗？或者，帝制中国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日益商业化的时期，伴随社会“自由化”和对个人道德的强调；另一个是更强的军事和中央集权，更森严的等级制度。当中国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相互转换的时候，“个人化”这个变量不是已经发挥作用了吗？事实上，要想详细探讨这些比较研究，很可能需要将复合概念分解成更离散的变量，并探讨它们共同变化的程度。这并不是说没有新东西。在规模上，甚至在质量上，是有新东西的。但要看到什么是新的。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确性，并且在更强的历史背景下探究社会学描述的情况。全球风险将个人从对现代集体福利体系的依赖中释放出来，并推动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释放”往往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支持的“推力”，而不是理想或愿望的“拉力”（因为早期的制度危机也产生了导致迁移的压力）。我们看到了全球竞争对集体制度的压力，比如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导致东亚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尽量减少了对更安全工作条件的投资。但我们要把上述压力和全球风险（如环境灾难）区别开来。这也许不是东亚特有的问题。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他著名的《后现代状况》（La condition postmoderne）一书中提到，后现代一直都在那里，拉图尔也说“我们从来不曾现代过”。换句话说，援引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这些范畴本身就有问题，就好像它们划分了历史时期似的。更广泛地说，把同时发生和相互依赖的现象说成是被“几个世纪的鸿沟”隔开，其实是不可行的。这种使用进化或伪历史的语言来谈论同时发生的现象，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旧的现象（例如使用相对原始技术的农民农业）与较新的现象（例如计算机或核武器）同时并存，这并不能被描述为两个不同时期的问题。它是一个时期的特征，比如不同生产方式的衔接是一个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征，其中有一些因素限制了某些领域的变化，使一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得到好处。